在春秋时期，商贾已被认定为社会的四个基本阶层之一。《左传》中记载：“商农工贾，不败其业”(宣公十二年); 又言“商工皂隶，不知迁业”(襄公九年)。尽管当时商人的社会地位相对较低，仍处于官府直接管理的“工商食官”体系中，但商贾已形成一种独立的职业。因此，齐桓公向管仲询问：“如何才能使民众各司其职？”管子回答说：“四民应当分居，避免混杂，否则他们的言语会混乱，事务也容易出错。”桓公又问：“士、农、工、商应如何安排？”管子答道：“古时圣王安排士人闲居安逸；工匠靠近官府；商人聚集于市场；农民则在田野劳作”(均见《国语·齐语》)。此外，由于商人必须擅长观察灾荒，审视国家的变动，了解四季变化，并据此判断市场上的货物价格，他们还需能够“驾驭牛马，周游四方，估算数量，探求价格的高低”(《管子·小匡》)。

在古代，尽管人们常常笼统地提及“商贾”，实际上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。《周礼·天官·大宰》中记载：“以九职任万民……六曰商贾，阜通货贿”。孙诒让对此注解道：“行曰商，处曰贾”。《司市》的注释也提到：“通物曰商，居卖货曰贾，其含义与之相同。”……《白虎通义·商贾篇》进一步阐释：“商之为言商也，商其远近，度其有亡，通四方之物，故谓之商也。贾之为言固也，固其有用之物，以待民来，以求其利者也。行日商，止日贾。”由此可见，在春秋时期，由于公社内部发生了量变，并且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内部分工，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商业活动。一种是“商”，专门负责远程贩运和组织货源，正如“服牛辂马，以周四方”的人所做的那样；另一种则是“贾”，即在固定场所陈列商品，“以待民来”，直接向消费者售卖，以追求利润。

《左传》昭公十六年记载，晋国的韩宣子向郑国商人索要玉环，子产拒绝了这一要求。尽管郑国商人私下同意了交易，但子产却表示：昔日我们的先君桓公与商人同出周室，共同劳作，开垦这片土地，铲除蓬蒿、蒿草，共同生活在这里。世代之间有盟誓，以建立信任，誓言说：'你们不要背叛我们，我们不会强行购买，也不会无理夺取。你们的贸易和财宝，我们不会干涉。’凭借这份盟誓，我们能够相互保护，一直延续至今。现在您以友好的姿态来访，却指责我们强行夺取商人的财物，这不就是教我们违背盟誓吗？这恐怕是不妥的吧！您得到玉环却失去诸侯的信任，这肯定不是您所希望的。由此可见，这位商人既然不能自主经营，显然是在“工商食官”制度下的商人。

在春秋时期，流传着两则关于商人的故事。公元前627年，郑国的商人弦高前往周地进行贸易，途中遭遇了准备偷袭郑国的秦军。他机智地用皮革和十二头牛作为礼物，假借国君之名犒劳秦军。秦军误以为偷袭计划已经泄露，遂撤回了军队。另一则故事发生在公元前597年，晋国大夫荀莹在邲之战中被楚国俘虏。郑国商人计划在前往楚国经商时，将荀莹秘密藏于货车中救出。这无疑需要雄厚的财力支持，因为贿赂楚国守卫是必不可少的。尽管最终计划未能实施，楚国还是释放了荀莹。后来，荀莹在晋国见到了那位商人，对其表示了深深的感激。商人却谦虚地说：“我没有立下功劳，怎敢接受这样的荣誉呢？我是个小人物，不能让君子蒙受不实之名。”这两则历史故事揭示了当时的商人并不像后来自由经营的商人那样，而是更接近于“工商食官”制度下的商人。

尽管商业活动在市场上进行，即所谓的“处商就市井”（《国语·齐语》），但根据当时的管理制度，市场必须由政府垄断，控制物价。据《左传》记载，郑、卫、宋等国都有管理市场的官吏，如诸师（《左传》襄公二十年、昭公二十年）；鲁国设有贾正（《左传》昭公二十五年）。当时的官府商业和官府工业一样，主要是为了满足奴隶主贵族的需求，而非为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和扩张。

尽管春秋时代主要以“官商”为主导，但随着生产力的提升，传统的公社所有制，即井田制度，开始发生渐进式的变革。在这一时期，一些国家中也涌现出了一批富有且有权势的大商人。例如，《国语·晋语八》记载：“绛地的富商，用韦皮和木头装饰车辆，以超越朝堂，尽管他们的功绩并不显著；他们能够用金玉装饰车马，穿着华丽的服饰，能够向诸侯行贿，却没有任何官职的俸禄。”这些富商显然已经脱离了“官商”的范畴，成为了没有官职俸禄的“私商”。由于这些富商积累了巨额财富，他们常常从事高利贷业务，因此在《晋语八》中，也记录了栾桓子“假贷”的事迹。

综上所述，春秋时期，商贾作为社会的基本阶层之一，其地位虽低于士农工，但已形成独立的职业。齐桓公与管仲的对话揭示了当时对四民（士、农、工、商）的分工安排，以及商贾在社会中的角色和职责。《周礼》和《管子》等文献记载了商与贾的区别，反映了当时商业活动的分工和特点。春秋时期的商人虽然在“工商食官”体系下，但也有部分商人通过积累财富和权势，逐渐脱离官府控制，成为私商。此外，春秋时期的历史故事展示了商人的智慧和对社会的贡献，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商业活动的局限性。

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，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，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，请点击举报。